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全面审视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条件环境，寻求深化改革的合适路径和推进方式，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保障。 

　　一、释放行政体制改革红利是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动力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是中央对我国改革发展阶段作出的最新的重要论断。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今天，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大局总体和谐稳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坚实的制度基础，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需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继续，主要经济体总需求疲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5000美元，但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新年伊始持续的严重雾霾天气，进一步表明传统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压力日益加大；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正在逐步消退；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社会矛盾多发频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就会挑战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大多数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够合理、改革还不到位造成的，特别是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以GDP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已形成路径依赖，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还发挥不够；政府集中了很多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但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薄弱；政府组织结构还不尽合理，各类机构仍然偏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行政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行政成本控制、管理方式和政风建设方面还有待改进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势在必行。近一个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必须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也是改革开放红利能否充分释放的关键。按照中央部署，2020年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实现这一目标只有8年，进一步深化改革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切实加快改革的步伐，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释放行政体制改革红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同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聚焦点，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厘清政府的职责边界，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项取消或转移出去，把应该由政府管的事项管住管好，使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 

　　一是大力简政放权，充分激发市场和社会的生机活力。给企业“松绑”，向社会放权，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仍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需要坚持市场优先、社会优先原则，凡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一律交给市场；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以投资领域、社会事业领域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为重点，进一步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下决心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以实行股份制、打破行政垄断为重点，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动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开拓空间。进一步减少对要素市场的管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商品和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按照政社分开、分类管理、健全自律机制的原则，逐步做到政府与行业组织在人事、财务、资产等方面脱钩，着力解决一些行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问题。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 

　　二是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及时弥补市场失灵，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责。发挥好“看得见的手”作用，也是我国能够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下一步，需要继续推动宏观调控部门切实转变职能，加强中长期经济战略规划，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同时要统筹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保证短期调控政策不给长期发展政策制造障碍，部门调控政策不与全局调控目标相背离。强化人口、能源资源、对外经济等重要领域的战略管理职能，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推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市场监管领域，需要实现从传统的“重审批、轻监管”到“宽准入、严监管”的转变。通过进一步健全市场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明确监管部门工作责任、推动监管重心下沉、规范市场执法等途径，切实加强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重点领域的监管，集中力量解决食品、交通、煤矿等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的问题，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 

　　三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服务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拉动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下一步，需要继续改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体制、机制，整合各类社会管理资源，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城乡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设，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注重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社会矛盾，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通过“维权”实现“维稳”。充分发挥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公共服务，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公益服务需求。着力强化政府在促进公平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职责，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推动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政府把不必要的权力放下去，把要负的责任切实承担起来，全面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构成了下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同时，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提供有效载体。注重不同层级政府权限的合理划分，逐步优化层级关系，推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履行好各自职能。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规范权力运行，改进政府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政府履职的效率和水平。 

　　三、释放行政体制改革红利需要把握的几点 

　　新的条件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日趋艰巨复杂，需要把握正确改革方向，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确保改革取得良好成效。 

　　应紧紧服务于实现科学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观，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在改革时，必须坚持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应更加注重统筹协调，鼓励探索创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改革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对改革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盘考虑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等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做到协调推进、相得益彰。需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顶层推动，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优先顺序。同时，要注意把握工作节奏，稳中求进，不追求一蹴而就，充分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待条件成熟时再加以推广。 

　　应正视困难，坚定信念。经过多年的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深化改革阻力和难度加大。但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坚定，党的十八大报告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号角，广大人民群众期盼改革，3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应该说，改革的动力是强大的，思路是正确的，条件是具备的。我们需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努力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使改革红利得以充分释放。